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
“虽然我们每家公司都服务于自己的企业目标，但我们对所有股东都有一个基本的承诺”——汇聚全球家最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通过这句话宣示他们将放弃“公司存在的价值在于为股东利益服务”的传统观念。这绝对是一个重大时刻。这个重大时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重大时刻应该意味着什么呢？要想寻得答案，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一定是哪里出了严重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于年9月18日刊发评论文章：《为何受到操控的资本主义正在破坏自由民主》在过去40年里，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危险三角”状况的出现：生产率增长放缓、贫富不均加剧以及严重金融震荡不断爆发。正如哈佛大学的杰森·福尔曼（JasonFurman）和拉扎德公司的彼得·奥斯扎格（PeterOrszag）在去年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从年到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年均增长3%。在这个增长背景下，96%的美国孩子获得了比其父母更高的收入。然而从年开始，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年均增长率仅为0.4%，这造成了28%的美国孩子的收入比其父母要低”。美国经济的表现为何如此令人失望？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收租资本主义”（rentiercapitalism）的兴起。在这里，“租”（rent）的意思是扣除必要的商品、服务、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后所获得的回报。而“收租资本主义”的存在意味着市场和政治力量允许经济体系中具备特权的公司或个人能够从其他人那里榨取大量的“租”。然而，这并不能为所有令人失望的状况提供解释。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Gordon）所言：基础性创新活动在20世纪中叶之后出现了放缓。科技还造成了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更深依赖，从而推高了他们的相对工资，这能够为贫富不均加剧提供部分解释。税前收入位居前1%的美国人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已经从年的11%上升到了年的20%，然而这并非技术变革所导致。如果你去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听一听那里的政治辩论，你会得出“中国进口商品和低收入移民应该为此负责”的结论。外国人的确是理想的替罪羊。然而贫富不均加剧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又该如何解释呢？把这两个问题的责任推给外国人显然是不合适的。如今每一个西方高收入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都远非40年前可比。然而西方各国贫富不均的加剧程度却存在着显著差异，其结果取决于各国市场经济制度的表现如何以及各国在国内政策上做出怎样的选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埃尔哈南·海尔普曼（ElhananHelpman）曾就这一课题的大量学术论文写过一篇综述，他在结尾做出结论：“以对外贸易和外包生产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化并不是贫富不均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对全球许多案例的研究都得出了这一结论”。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主要是中国）也许会略微降低高收入经济体的投资水平，然而这一效应不足以造成生产率增速的显著下降。与之相反，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会使高收入经济体更加专注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这类产业里生产率的增长潜力应该更大。天真的重商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失衡是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的主要原因。这位总统坚持认为，是糟糕的贸易协定造成了贸易逆差。的确，美国总体上存在贸易逆差而欧盟存在贸易顺差，然而两者的贸易政策却是非常相似的。因此贸易政策是无法为双边贸易的平衡情况给出解释的；更进一步来说，美国对某一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平衡情况也与美国整体的贸易平衡情况无关，美国整体的贸易平衡情况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贸易理论和贸易实践都为上面的论述提供了支持。无论外国移民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冲击有多么强烈，其经济影响其实却小得多。研究结论告诉我们，外国移民对移民接收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和该国财政状况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其影响一般都是正面的。
